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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牢牢把握语文教育正确方向 将课标精神落到实处

2017-08-09 10:45 来源:语言文字报 王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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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讨论教育改革和发展时强调,要“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对语文学科来说,只有正确认识课程性质,牢牢把握教育教学正确方向,将课标精神落到实处,才能使语文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语文课程的性质是什么?语文课到底该教什么、怎么教?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多年来不绝于耳。《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为我国语文教育教学指明了方向。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认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是语文教育最根本、最重要的标准,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然而,在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不遵循课标开展教学,甚至公开否定或歪曲课标的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此,他强调,语文教育工作者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正确理解语文的学科属性,以课标为标,牢牢把握语文教育正确方向,将课标精神落到实处。在《牢牢把握语文教育正确方向 将课标精神落到实处》一文中,他从语文学科属性、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用好教材等方面,详细阐明了这一观点。本期刊发这篇文章,希望对大家正确理解和把握语文课程性质、在课标指导下开展教育教学有所助益。

 

牢牢把握语文教育正确方向 将课标精神落到实处


语文课程的性质是什么?语文课到底该教什么、怎么教?诗意语文、逻辑语文、主题语文等各种各样的教学流派有何不足?……多年来,关于语文的讨论不绝于耳,甚至由语文教育界蔓延到社会各界。我们认为,语文作为一门国民基础教育课程,具有其基本的学科属性,这是讨论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们特别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正确理解语文的学科属性,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为标,牢牢把握语文教育的正确方向,将课标精神落到实处。本文试从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学术界对其学科属性的讨论研究、国家课程层面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轨迹、当前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用好国标本教材等方面阐述之。

从我国现代语文课程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学界内外对语文教育的定位和方向问题始终争论不休。自20世纪初语文课程独立设科以来,语文教育领域曾发生过多次论争,其中,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一直都是争论焦点,始终在“工具论”与“人文论”间摇摆不定。我们认为,多年来这种摇摆直接影响语文教育的方向,也影响我国国民语文素养的提升,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定位和准确把握。

从语文独立设科到新中国成立,不少语文教育大家都对语文课程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初期,“诗书教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语文教育追求的主要目标,但随着社会发展对人的才智要求愈加迫切,以“诗书教化”为主旨的语文教育逐渐让位于以智能为本体的语文教育。这种以智能为本体的语文教育,以语文能力训练、智力开发为根本,注重语文在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中交往、沟通的工具属性,因而也被称为语文教育工具观。

20世纪40年代中期,叶圣陶、朱自清在《国文教学》序言中讲道:“‘五四’以来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的一面,忽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而一般社会对青年学生要求的却正是这两种能力,他们要求学生第一要写得通,其次要读得懂。我们根据实际情形立论,偏重技术一面也是自然而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如此,这一时期工具论的倡导者也反对把语文当作单纯的工具。他们认为,工具性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属性,但这并不表明语文教育只有工具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任务十分突出和繁重,当时的大环境是政治任务为重。语文教育配合国家建设的总任务,开始强调思想政治教育。1950年,以“语文”命名的语文课程教科书面世,其“编辑大意”明确表述为:“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又强调“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客观地说,这种教育“政治化”的倾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其合理的历史缘由和现实基础,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当然,从中也不难看出弱化语文教育本质和特点的苗头,有人认为这为此后多次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十分重视并具体推动,这不仅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对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以及推广普通话的高度重视、直接推进,还表现在他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陈晋在《毛泽东的“语言地图”与话风文风》一文说,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温吞俗套、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他还极而言之地说,这类话风、文风“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1958年1月,毛泽东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不仅泛泛批评,还抓住典型,以严厉批评的方式推进工作改变。1958年9月,他以两个中央部委上报的文件为例,严厉批评道:“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两个部委改过后,毛泽东又将他的批评和原稿件印发全国,下决心改变“逻辑学、修辞学、文学也不懂,写起文章来乱七八糟”的情况。可以说,正是在毛泽东高度重视、率先垂范和典型推动下,中央对语文教育认识和要求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以语文教育为重,要求各级教育领导部门抓紧语文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关于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地展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等报刊则将讨论推向深入。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对讨论进行了中期总结。社论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语文教学的任务应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与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与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应该说,这一结论比较符合语文教育实际,也为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定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可惜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语文教育秩序和大好形势,很快被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所破坏。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我国语文教育生态再度遭到破坏,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十年动乱”结束后,教育界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改革,各地再次展开了关于语文学科目的与任务的大讨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深刻反思“十年动乱”时期左的思潮,再次强调语文学科基础性、工具性的性质。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一文,呼吁探求语文教学的科学化,排除“非语文”因素的干扰。同年,叶圣陶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一文中指出:“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广泛,响应者众,极大地促进了语文教育向正确轨道的回归。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还是有人片面理解工具观,将语文教育引向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使其背离了原本属性,走向唯工具的道路。语文教学变成了纯技术的实践活动,学生成为接受语言知识的容器,不利于情感的养成、人格的塑造。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人们开始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语文教育界也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全面审视片面的语文工具观带来的危害,探究语文教育的人文内涵,从人文关怀的立场重新阐释语文教育的方向,从而又掀起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1987年,上海陈钟樑老师在《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中指出:“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1995年,于漪发表《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一文,强调语文学科是“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学语文不是只学雕虫小技,而是学语文学做人”,“语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同年,在《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一文中,于漪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语文教育性质观:“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由此可见,人们开始对语文教育本身所具有的人文特性给予高度重视,并且逐渐转向从“工具性”与“人文性”整合统一的角度寻求对语文课程定性的突破。

令人担忧的是,近十几年来,又有人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作为工具性的对立面来界定语文课程的基本属性,在对工具观的反驳中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误区。这导致语文教育出现了种种“非语文”的现象:语文课不像语文课,语文教学“教无物”的空洞化、形式化泛滥;语文课没有“语文味”;课堂热衷于“搞活动”,看起来很“热闹”,一堂课下来学生所获甚微。与此同时,语文课程工具观与人文观之争,某种程度上又表现为教形式与教内容之争、能力训练与思想教育之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课程目标的确立、语文教什么怎么教等学科根本问题。

从百余年来的论争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语文课程性质的探讨往往固执一端,有的过于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属性,有的过于强调语文教育的人文属性,在思想认识和方法论上总是不够全面,有片面之嫌。这种片面性虽然在一定时期和特定背景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语文教育长远建设来说,是十分有害的,这种思想认识方法上的片面性也直接影响了语文教育在提高国民语文素养方面应起到的正向作用。因此,梳理关于语文课程性质争论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方向,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学校语文教育到底应该怎样走的问题。

伴随语文独立设科的百年历史,在国家政策层面,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也曾多次修改,从中也可看出语文教育方向上的摇摆不定。

癸卯学制颁布后,语文课程的工具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当时的教学大纲并未对语文课程性质有明确的界定,但从学科目的、内容上仍可看出其倾向的变化。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说,“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也强调,“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其智德”。由此可知,语文教育的目的开始从“诗书教化”转为培养语文能力,“启发其智德”。1923年,吴研因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语文课程的目的在于“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要求学生会用国语进行会话、演讲和辩论,进一步明确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属性。同年,叶圣陶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同样突出了对工具性的要求,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自由发表思想”,“能看平易的古书”,“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产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1929年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把课程内容明确分为“说话”“读书”“作文”“写字”四类,《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学生要“养成运用语体文及语言充畅地叙说事理及表达情意的技能”。可见,在对传统语文教育“重道轻文”倾向的反拨中,在国家政策层面,人们对语文课程工具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语文课程性质也有了越来越准确的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的工具性在国家教育政策中进一步得到认同。1956年颁布的初中汉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不仅明确汉语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有力的工具”,而且指出文学也是“对年青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是在当时语文界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和怎样教好语文的大讨论基础上制订的,它更明确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点,开篇即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并提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此后的教学大纲基本延续了此次大纲中对语文工具性的定位。

“十年动乱”期间,语文教育陷入混乱状态,语文学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1978年的小学和中学教学大纲对此进行了拨乱反正,阐明语文是“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但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将其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过程中,注意课文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内在联系,正确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直至1980年,教学大纲才将这一说法改为:“语文这门学科,它的重要特点是思想教育和语文教学的辩证统一。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在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过程中,注意课文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内在联系,正确地进行思想教育和语文教学。”

此后的教学大纲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思想性,并将其作为与工具性同等重要的属性。1986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对于贯彻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当加强劳动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重要意义”。1988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重申了1986年的这一说法,并进一步提出,“教师要不断端正教学思想,正确处理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教和学的关系,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关系”。这为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定位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受当时语文工具性、人文性争论的影响,教学大纲对语文课程的学科定位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999年,教育部下发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征求意见稿。次年3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出版,其中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提高阅读、写作和交际能力,发展学生的语感和思维,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这进一步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的精神。2001年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011年修订版更进一步提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应该说,重视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深化,是对语文学科教学规律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语文学科教学目标的精辟总结;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对现阶段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文教育最科学合理的定性,是语文独立设科百年来对课程性质最理性、最全面、最完整的一次总结,也是课程标准数易其稿之后,我们形成的一个新的认识。

实际上,注重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也是世界多国母语教育的共识。如美国2010年颁布的《英语核心通用标准》指出,“英语语言艺术的核心目的是确保能够满足学生与家人、社会沟通的需要及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明确工具性的同时,强调学生应“建构知识、充实经验、拓展视野,能够自发地展示出作为民主社会里的一个个体和负责任的公民所必不可少的强大理性”。法国母语课程在强调学生通过学习法语,获得在未来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中需要的自主表达和辩论能力的同时,提出要“成为自觉、自治、负责任的公民”的要求。新加坡2007年开始实施的《小学华文课程标准》指出,华文课程总目标包括三个层面的能力指向:提高人文素养、培养语言能力和培养通用能力。其中“人文素养”包括: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与正确的价值观;认识并传承优秀的华族文化;关爱家人,关心社会,热爱国家;热爱生活,感受美,欣赏美。从上述三国课程标准可知,语文教育除有通过学习语言提高使用语言能力的要求外,还具有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成为“负责任的公民”,以及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审美情趣等方面的任务。

纵观我国语文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变化,横看世界多国在母语教育方面的规定,语文教育的核心无一例外地聚焦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上,这是语文教育的方向问题。我们认为,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既是对我国古代“文道统一”“文以载道”传统的继承,也符合现代母语教育规律,是现阶段对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关系最科学、最合理的解释,可以说,这一课程标准是对百年来我国语文教育方向与定位的科学总结,是在当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社会语言生活变化巨大的背景下对语文学科性质和特点的准确定位。单纯强调工具性,或单独强调人文性,都是对语文学科性质和价值的曲解,都无法真正发挥语文教育的育人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颁布以后,尽管还存在着思想意识有待加强、教学意识有待改进、教师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但总体来看,我国语文教育的方向是明确的,方法上越来越遵从语文教育规律,认识上越来越回归语文教育本质。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是包括语文在内的所有学科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说到底,立德树人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根本目标,当然也是语文教育的总体目标和根本目标。那么,语文教育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或者说,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当前应该思考的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如何在语文教育中根据语文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实现立德树人,是如何通过合适的教育手段来发展人、改造人、塑造人,是如何通过正面的教育来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学科特点,决定了语文学科的立德树人要体现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要有具体目标并遵循学科规律。把握不好分寸,就容易脱离工具性这个根基,成为思想品德课;过于强调工具性,则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离开具体目标和学科规律的立德树人,表面上声音很大,影响也很大,热热闹闹,但由于脱离学科教学的具体特点,实际效果并不好。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并不少,当下国民语文素养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我们这样的认识误区不无关系。对于在语文教育中如何将立德树人具体化,许多专家、一线教师都有深刻的见解。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就曾指出:“语文素质是国民素质的根基。要培养学生的语文兴趣,引导学生热爱母语,热爱母语文化。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思考的习惯,引导他们把读书的思考融入生活过程中。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的能力,努力提高国民语言素养和语文水平。”“针对当前语文课讲得多、练得少,花样多、学得累、获益少,示范课做作多、表演多、实效少的状况,我赞成提‘返璞归真’这个口号!赞成钱梦龙先生大声疾呼的‘语文课堂教学要重视训练’的呐喊!”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则认为:“历史已经把教师主导的任务明确放在了我们面前,故真语文提出,落实学生主体,只有排除伪主体,才能提升真主体。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任务”,“只有在主体的深度、高度上,以毕生的精力积累学养,才能驾驭学生自发、无序的思维向自觉的高度提升”。北京市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吴桐祯提出,语文课程的核心教学目标是“三引导,一培养”,具体表述为:引导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引导学生掌握学习(自学)方法,引导学生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为培养具有健全完美人格的学生而尽到本学科的责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厚江说:“语文对学生的用处最基本的是两个:一个是让学生学会学习语文,能够运用语文,会读会写会听会说;一个是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为学生搭建精神的家园。这两点归结到底,其实就是新课标中提到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上述观点都强调立足于语文的学科属性,去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去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去培养具有健全完美人格的公民,这也是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水乳交融的具体体现。

我们认为,语文教育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按照语文教育规律育人,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用语文的方法实现立德树人。这样说绝非无的放矢。近些年来,社会上有不少关于语文教育方向、语文课程性质、语文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讨论,如果抛开非语文教育的因素不说,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人认为,语文课程的立德树人就是把语文课上成思想政治课,上成主题班会课。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关于片面强调工具性或者片面强调人文性对语文教育的危害,过去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语文课不是政治课、德育课,也不是审美教育课,或纯粹的语言课、思维训练课,更不是花哨的综艺活动课,把语文课上成思想政治课,和把语文课上成工具课,危害一样大。

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名义下,在立德树人的包装下,忽视语文教育规律、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片面化的行为。如有观点认为,语文课上必须挖掘文章的思想内涵,“没有人文性,工具性也不可能独自生存”,语文教学中“掌握形式和理解内容必须同步进行”。这样的观点看似正确,但其实是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扭曲和片面的认识。应该说,这样的认识也是造成现在语文课堂上大量非语文因素出现的重要原因。倪文锦先生说,语言的功能是强大的,它不仅能“附”人文性,也能“附”科学性。因此,并不存在所谓工具性“不可能独自生存”的问题。当代语文课一定要把工具性与人文性融入教学实践中,当然,如何融入取决于具体的教学内容。“思想情感教育是通过语言进行的,要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而不是灌输、宣讲。”我们强调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那什么是语文的方法?用黄厚江的话来说,语文的方法就是遵循语文学习规律的、以语言活动为主的、能够服务于学生语文学习、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提高的方法。这应该是语文课上渗透人文性的前提和基础。

在教学实践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必须落在实处,而不是借助统一的幌子,否认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或者人文性。当然,工具性与人文性一定是水乳交融的。吴格明教授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文何以载道”才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大道。“语文课程有人文性,但语文的本质属性是工具性,语文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人文工具。语文教学具有多重功能,语文素养中还应当有情感、态度、价值观,而且积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够促进语文能力的提高,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应当渗透到听说读写的语文活动过程中去,而不是外加香油一勺,更不能喧宾夺主。”

近年来,中小学语文课堂十分热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并给语文冠以“某某语文”的名号。这不仅是对语文的不尊重,而且是对母语教育规律的扭曲。语文有诗意,不等于语文就是诗意语文;语文有逻辑,不等于语文就是逻辑语文;语文有主题,不等于语文就是主题语文;等等。那语文是什么?语文就是语文。凡是在语文前面加上各种修饰的语文都是荒唐和可笑的。那么,什么样的课才是合格的语文课?有没有标准呢?我们认为,语文课有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是唯一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多次下发的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其中最新的版本是2001年制定、2011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语文课程标准是语文教育最根本、最重要的标准,是语文教学最重要的“法律”,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每一位语文教师的“宪法”,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上好语文课是对每一位语文教师最基本、最起码,也是最根本的要求。怎样才算是一堂好的语文课?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评说,也不是花样翻新、人云亦云,而是要用课程标准这个准绳来衡量。按照课程标准开展教育教学,就是遵循母语教育规律。作为语文教师,首要的是按照国家制定的课程标准,老老实实地用好教材,上好每一堂语文课。

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把现行的课程标准具体化,从而落实到不同类型的语文课上。语文教育包括很多重要环节,如教材、考试、教学、教师等,我们要把课程标准的精神落实到教材编写中,落实到考试内容上,落实到教学过程中,落实到教师培训上。我们认为,当下最该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课程标准与考试内容紧密融合起来,不能脱节,比如课程标准中有口语交际内容,语文考试尤其是中考和高考就必须把口语交际评价加进来,唯此,人们才能更重视并执行好课程标准;二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单位必须按照课程标准听课、评课,按照课程标准考核教师的业务水平。

然而,当下有一种暗流涌动,或者说,有公开否定或歪曲现行课程标准的说法出现,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比如有人说,当前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过于强调工具性,同时又把人文性片面地理解为人性。更有甚者,说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丧失了新中国语文教材区别于旧社会的人民性价值观,犯了去意识形态的重大错误”,其中的表述“完全西化、不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意志”,使中小学语文教材修订出现“去意识形态化”“西化倾向”“泛宗教化”“去思想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对代表国家意志的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教育最重要的“法律”极不负责、极不认真、极不严肃的态度。必须明确的是,我国有着十分严格的教材审查制度,尽管这一制度从专家组成到公开透明等多方面还需要改进、完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制度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都被严格执行。换句话说,用哪些篇目、教什么内容和比例大概占多少,或有相对明确的规定,或业内约定俗成,不按照规矩办,审查委员会很难通过。因此,总的来说,在现行指导原则下,我们认为,目前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尤其是教材选文上不存在方向性的、颠覆性的毛病和问题。

当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多语文教师和教研员,甚至一些领导、专家的脑子里,执行课程标准的意识、理念和觉悟还很淡薄,有的甚至是一片空白,不按课程标准讲课、评课和检测课。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教师跟着教研员或某个语文“大师”的感觉走,而不是用课程标准这把尺子来判断。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课程标准,为什么不能强力推进和贯彻执行?为什么要任意否定或践踏?我们认为,语文教育工作者要高举课程标准这一大旗,统一意识,统一行动,教实语文,教好语文。

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绝不是说现行的语文课程标准完美无缺。正如世界上许多法律法规都有其不足和缺陷一样,语文课程标准当然也有不足之处,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然而即便如此,语文课程标准作为语文教育的“法律”,应当得到尊重,在国家新的办法、规定和标准出台之前,我们必须遵守、执行现行的课程标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我国语文教育种种现实的、具体的情况,2016年底,国家组织专门力量,统一编写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门学科教材。可以说,这一举措从教材编写角度为语文教育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语文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语文教学质量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统计显示,在世界各国母语教育中,我国的流派最多、方法最多、专家最多、论文最多,但是母语教育质量却并不高。2009年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检测质量报告》表明,在语文、数学、科学和思想品德四门学科中,语文的合格率最低,其中有近30%学生的语文成绩处于基本合格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不容否认,从电视、电脑、互联网到“AR”“VR”等人工智能技术,科技的日新月异使语言的输入与输出变得越来越快捷、方便,但无法忽视的是,这些技术也使提笔忘字、不会说话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无论是在语文课堂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会看到很多可笑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然而从青少年到成年人,甚至包括一定级别的官员,连故事是什么都不知道,更遑论用故事的语言表达观点。再如,上级要求各地加强书法教育,于是各级各类学校就纷纷开设书法课、配备专门的书法教师,然而语文课上却随处可见教师用电脑打字、用“PPT”展示,学生用手机记录的场景。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不会写、不会听、不会读,成了现代社会技术病的一种衍生物,实在危害不小。必须看到,我国学校语文教育面临不小的挑战,提升国民语文素养任重而道远。

毋庸置疑,语文素养是一个人重要的品质,国民语文素养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语文教育工作,把提高国民语文素养作为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既是语言运用的大家、高手,同时对语言文字工作和语文教育多次指示,要求改进。他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曾批评一些干部不会说话:“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习近平的讲话多讲故事、举例子,用大白话、大实话和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风格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庄重、平实、诚恳,有强烈的表现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4年教师节前夕,他赴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指出,“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指示为我国语文教育指明了方向。2011年1月20日,刘延东同志在纪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种基本能力,是综合素质的重要构成因素。良好的口语、书面语表达水平和语文综合能力对个人成长、成才、成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提高全体国民的语言文字能力和应用水平”,“各级各类学校要将提升学生语言文字素质作为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此外,全民阅读活动的推广、书香社会的建设,《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的发布,都表明党和国家对提升国民语文素养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多种措施去落实推进。

语文课程承担着提高国民语文素养的重要历史使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2016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强化学校语言文字教育”,并强调要“将语言文字要求纳入学校、教师、学生管理和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加强中小学普通话口语、规范汉字书写、阅读写作及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等方面的教育教学,提高中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能力”。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颁布实施,为语文教育工作的继续开展、国民语文素养的不断提升提供了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当下我们应该做的具体工作是,在国家统一编写的语文教材(以下简称“国标本教材”)即将全面覆盖全国中小学校的两三年过渡期内,努力探索如何用好国标本教材,如何将立德树人的具体任务落实到用国标本教材教学的每一堂课上,落实到用国标本教材检测每一位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上,落实到用国标本教材对我国语文教育质量进行的全面评估上。对此,国标本教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国标本教材使用培训班上,他这样强调:“我们的教材编出来了,但这只是一步,最关键的一步还是语文教师如何用好这套教材。”温教授的话可谓智者之言,也可谓肺腑之言。

在当前语文教材全国统编这样一个总的方向和背景下,语文教什么、怎样教的问题,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如何用好国标本教材,学界还都在探索中。我们认为,用好国标本教材,至少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全国两亿中小学生都使用国标本教材的情况下,不同学校的语文教师对学情的把握尤其重要,这将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学情决定了知识点、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的选择,学情决定了如何使用教材和如何将教材用好,可以说,重视学情是用好这套教材的根本所在。对所谓城市重点校和对农村、山区薄弱校,因为学生的基础存在很大差别,即使用同一本教材教同样的内容,效果也会大不相同,这就要求语文教师针对不同学情,用不同的方法教好国标本教材。

许多课包括一些名师的课,执教者大都以自己习惯的套路、方法和节奏来讲。课堂看上去很热闹、很风光,也很有教学技巧,但学生真正消化和理解的却不多。因此,重学情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前提。语文教师首先要把“重学情”这一思想嵌入头脑中,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课堂上。其次,仅有思想还远远不够,必须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准确的把握和判断,这就需要教师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和把控力。再次,有理念、有判断力还不够,还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技巧方法,才能做到随机应变,这个“机”,就是当时、当堂、当批学生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最后,教师的这种变通力不仅仅要体现在刚开始上课时,还要贯穿在整堂课的教学过程中,随时调整,随时变化。

事实上,用国标本教材开展课堂教学,重学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认为,用国标本教材上出一堂合格的语文课,语文教师应当遵守“十二字标准”——依课标、持教材、重学情、可检测。依课标,是指要将课标精神真正落实在课堂上;持教材,是指教师要立足教材,以教材中的课文作为教学的主要依据;重学情,是指教师要根据不同的学情来确定、调整教学内容;可检测,是指一堂课结束后,教师应当拿出五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检测学生是否掌握了这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语文教师只有坚持这“十二字标准”,才有可能用好国标本教材,才有可能上出一堂合格的语文课。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第二,著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提出的“简简单单教语文”的观点,时至今日仍非常适用。钱梦龙认为,语文教学其实很朴素、很简单,语文教学的道理其实也并不太复杂,可是经过专家们一次次“理论挖掘”,变得“华丽”起来,“复杂”起来,“深刻”起来,逐渐愈走愈远,以致人们忘记了它朴素平实的本来面貌。他将语文教学变得复杂的原因归为三个方面:扑朔迷离的课程定性、不可捉摸的“语文素养”以及某些名师的负面示范。钱梦龙指出,要真正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有效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就必须让语文教学回归本原,回归朴素平实的本来面貌,即根据语文学科规律,简简单单教语文。他说:“语文课主要是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实实在在教学生阅读、写作和听说;第二件事,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受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人文内容的熏陶感染,使语文教学真正发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

道理虽然简单,但我们还是发现,不少语文教师特别是一些所谓学者型语文教师,总是将语文教育复杂化,将研究与教学混淆,将课堂与自己的书斋混淆,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学者可以研究,专家可以著书,但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其课堂教学就应该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落实知识点,一课一得或几得,简简单单而不是漫无边际。具体来说,语文教师想要用准、吃透“简简单单教语文”这一理念,要做到八个“一定要”:一定要以课程标准为唯一依据,一定要做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一定要从体裁入手讲课文,一定要在重视体裁的同时讲清结构,一定要准确把握住文本的教学解读,一定要将文本解读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一定要检测并经得起检测,一定要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

第三,必须将立德树人的目标、任务,落实、渗透在语文教育教学中。把立德树人作为语文教育的核心是必须的,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孤立、形而上学和“贴膏药”式地将立德树人贴上去。强调立德树人而忽视语文教育的规律和特点,会导致教师教学缺少针对性。必须看到,立德树人不仅是语文教育的核心要求,而且是所有学科教育的核心要求。具体来说,将立德树人思想落实在语文课堂上,就是要通过教师的教学,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打下基础;就是要引导学生说真话、学说真话,写真文、学写真文,诉真情、学诉真情,做真人、学做真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讨论教育改革与发展时强调,要“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符合教育规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这两个“符合”为我国基础教育指明了方向,也为语文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简言之,就是语文教学要符合规律地改,语文教育要符合规律地发展。当前,对于语文课程来说,语文教育工作者必须做到的是:在这两个“符合”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牢牢把握正确语文教育方向,为提高我国国民语文素养做出新贡献。

(李世江、张兰、李朋、付佳、王晶、过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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