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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永道:邻家伯伯周有光印象

2017-05-11 16:15 来源:语言文字报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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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报》原主编杜永道曾与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是邻居。周有光时常到杜永道家中,与他的父亲、语言文字专家杜松寿聊天。在杜永道心中,这是一位儒雅博学、宽厚善良、自信而有风度的“周伯伯”。他说:“如果一位离世者的风范留驻别人心里,他就没有离去。”详情请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我家住沙滩后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宿舍后院,周有光住前院。他常于晚饭后找家父(杜松寿)聊天。他每次来,总是先敲两下门,接着进来,向屋里的孩子们微笑点头,然后径直走进父亲的小屋。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来,有时纵谈十几分钟,有时半个多小时。他是最常来我家的客人,渐渐地,就成了大家的熟人。他不喝茶,主人让多了,就从盘中拿起一块软糖。周先生步履轻快。一次,他刚走,我就去院子角落的厕所,一出门,不见人影,向前院张望,只见地上有一团光在快速移动。他打着手电,已到家门口了。先生跟父亲年岁相仿,母亲让我称他“周伯伯”。

斗转星移,往事如烟,静静追忆,一桩桩陈年旧事涌上心头,渐渐凝聚成对先生的几点印象—— 

他是一个有条理的人。周家保姆曾告诉母亲,他家的饮食不是每天现想的,而是每周日先生跟家人订出下一周的食谱,日日“照章行事”。父亲曾说,周发表的文章跟别人的不同,不是心血来潮之作,而是计划好的某系列的一环,或整部书的片段。十年前,我编辑《语言文字》,给周先生送稿酬。递过钱后,见先生掏出一个荷包,先拿起一百元的放一处,再分别拣出五十元的、十元的放入不同夹层。不禁喟叹,百岁人瑞竟如此井井有条。

他是一个自信的人。其言谈和撰述常让人感到新颖奇特、饶有风趣,并从中品味出一种坚定的自信。这一心态有两个根由。

一是源于家族文脉。他曾对父亲说:因家庭出身,自己成为高级知识分子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而我父亲从“田舍郎”跃入知识阶层则实属不易。

二是源于渊博的学识。周先生对语言文字、百科知识、世界新闻,都博闻强识,乃鸿博之士。闲谈中他告诉父亲:飞机的汽油是装在翅膀里的;国外因用化肥,农作物产量是中国的若干倍……

六十年代,北京公交车非常拥挤。先生自信地笑谈,让自己去调度车辆,准会大大缓解。2010年,教育部语信司有关同志托我向先生请教“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英文写法。知他耳背,我便把问题写在纸上。先生扫视后,不假思索,提笔一挥而就,略作修改,即递还我。

他是一个勤于动脑的人。一次,我跟父母去看马连良的《空城计》,周家夫妇亦往。中场休息结束的铃声响起,瞥见两人没在座位上,正奇怪,忽见二人坐在前面座儿上。显系虑及空位子的观众不会来而“前移”。看完戏乘无轨回家,我们在“故宫”下车,周家伉俪在后一站“沙滩”下,碰面时先生说,晚下一站,可少走几步路呢。“文革”中研究员轮流扫厕所。老有人扔烟头,大家都没辙。先生钉了个纸盒,写上“请将烟头扔盒里”,地上烟头顿然减少。在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农村长大的父亲教先生编筐子。没几天,初学乍练的他就编得有模有样,比父亲编得还好。他介绍“经验”说,先把枝条按粗细长短分类,再根据需要选用。勤于思索,处处动脑,使其获益良多。

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父亲曾说,跟周先生共事几十年,从没听说他背后说自己什么,也从未听周先生非议他人,提起谁,只说好话。在拼音教学上,父亲提倡“直呼”,跟某学者的“三拼”抵牾,争论激烈。先生笑道:“这好比从文改会去天安门,从这边走可以,从那边走也可以。”意为,只要效果好,方法可以不同,这显露出其宽厚的学术包容心。

最令我难忘的是,“文革”后期,先生收到补发工资的当晚,就跟妻子张允和一起到我家送来五百元,说:“你家有三个孩子插队,需要钱!”真是雪中送炭。父亲补发工资后,即登门奉还并致谢。

惊悉先生遽归道山,从书柜里翻出1961年他赠父亲的《新韦氏国际大辞典》。这是一本百科性的英文词典,国际知名度甚高,在图书馆是摊开在桌上供人查阅的。看到这本又厚又大的书,不由得想起当年他笑吟吟地抱着同样厚重的盲文书,找父亲切磋;想起他在父亲去世后来家里关切地安慰母亲……

如果一位离世者的风范留驻别人心里,他就没有离去。

(作者系《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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