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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我与老师周有光

2017-03-31 16:42 来源:语言文字报 吴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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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所大学的灵魂在大师,一个时代、一个领域同样需要业精德高的前辈引领。在语言文字领域,赵元任、胡愈之、吕叔湘、周有光等专家、学者,虽已成为一个个远去的背影,但其留下的研究、著述,以及待人接物的风范,都永恒地闪耀在时间的长河中,成为学界甚至时代的指针。重新品读大家精神,追忆前辈风貌,是对过去的致敬、对初心的回溯,更是对未来的召唤与祝福——这,便是本报开辟《大家》栏目的初衷。

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112岁的周有光先生在京逝世,悼念悲伤之声无数。早在60多年前,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作者、当代著名作家吴越就与周有光先生结识并成为同事。此后多年,吴越在周老的指导下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周老对他专业、生活上的帮助,精神上的启迪,都成为吴越脑海中难忘的记忆。他特别撰写文章,回忆与恩师相处的点滴,是悼念、追思,也是明志。本报今天发表此文,与读者一同怀念周老,瞻仰大家风采……

2017年1月14日,我收到网友发来的悲痛信息:我一生最崇敬的老师周有光先生去世了。就在他刚刚过完112岁生日的半天之后!

早在60多年前,我就认识周有光老师了。1952年7月,我从西南空军司令部转业到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工作,业余时间参与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协会会长是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日常工作由时任华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倪海曙老师主持。1953年夏天,倪海曙老师从北京开会回来,召集协会的骨干传达中央关于文字改革的最新精神,我作为文字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也被召去听传达。我到得最早,坐在第一排。协会的会议室很小,最多只能容纳20个人,而那天参与的人有30多个,来得晚些的人,就只能靠墙站着听传达。

直到会议结束,倪海曙老师给我介绍其他与会者,我才知道在站着听传达的人中,有一个居然就是周有光老师。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他经常在《新文字周刊》和《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文字改革的文章,在语文学界可以说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没想到,他这样的名人,居然站着听传达,而我这个无名小辈,反倒坐在会场的正当中,这令我无地自容。早知道这样,我肯定要把位置让给他。

从此以后,只要协会开会,我都能见到周有光老师;只要他发言,我都能听到闻所未闻的新知识。不久之后,文字改革的任务加重,原来附属于教育部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去掉“研究”二字,改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并提升为部委一级,直属于国务院。那时的倪海曙老师已经是文改会的委员,1953年就去北京了。我经倪海曙老师推荐,1954年7月也调到北京,协助他编辑《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周有光老师据说是陈望道和倪海曙老师共同推荐的,可能调动手续麻烦些,比我去得还晚。他到了文改会以后,出任第一研究室主任,是众多研究员的直接领导。当时在文改会,第一研究室研究《汉语拼音方案》,第二研究室研究汉字简化,还有一个宣传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通话。

我虽然不是第一研究室的研究员,但与周有光老师都来自上海,而且认识得早,我的主要业务又是试验实践拼音文字,因此向他请教的机会就特别多,他也默认我是他的私淑弟子,有问必答。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之前,周有光老师奉命为周恩来总理起草大会报告,研究室内有那么多研究员,他却点名要我给他当助手,主要任务是查找、核对有关资料。

几年后,我被划为“右派”,送到劳改农场,一去就是20多年。在劳改期间,仅有的几次回到文改会,我都会去景山东街看望周有光老师和师母。周老师当时也刚从宁夏“五七干校”回来不久,只有在他家里,我才能受到真正友善的接待,也敢于把我的实际处境告诉他。当时他就十分感慨地说:幸亏他改行研究语文,离开了经济学界,不然,到了1957年,他也非成“右派”分子不可。因为他在上海财经学院的同事,包括沈志远等著名经济学家,全都中了“阳谋”,几乎无一幸免。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年龄终究是有限的。因此,一定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有限的光阴穷无尽的事业。他还说,在“五七干校”期间,他经常和林汉达讨论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受到很大启发。

可以这样说:许多人的劳改生涯,等于是时光空掷,年华虚度,而我在劳改农场的20多年,却在周有光老师的教诲与启发下,静下心来,抓紧点滴时间,完成了一部40万字的《缙云方言初探》、一部80万字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一部20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以及一部3344行的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这些作品除了《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之外,全部出版了。回想起来,这与周有光老师的鼓励、启发是分不开的。

1980年,文改会的后身——国家语委为我落实政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在分配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当时,国家语委成了“紧缩单位”,连语文出版社在内,编制只有50个,而当时的在职人员就已经超过了100人,因此国家语委只能派人到浙江给我联系安排工作。于是我就住在国家语委的招待所里“耐心等待”。

当时,原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正住院治疗,由倪海曙老师出任国家语委秘书长。他和周有光老师共同策划编辑了一套《语文现代化》丛刊。我闲着无事,就帮两位老师做一些编辑工作。我住招待所期间,劳改农场不但不给我发工资,连粮票都扣下不发;国家语委也因为我不在编制内而无法给我发工资。倪海曙老师让我参与编辑,还把其中的《拼音文字实验》栏目交给我负责,实际上就是让我可以得到一些编辑费和稿费。周有光老师每有一些新的区别同音字的想法,就告诉我,让我去“实验”。这些事情没有第四个人知道。每期刊物中的《拼音文字实验》栏目有十几篇文章,虽然署名各不相同,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后来,我通过科幻作家郑文光先生的介绍,到科学普及出版社当了科学文艺编辑,创办了《科幻世界》;后来又因为我出版了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被调到文联系统的宝文堂书店当通俗文学编辑。不久,倪海曙老师因患肺癌去世,我能够经常去问候、请教的,就只剩下周有光老师了。

由于电脑的发明和汉字输入方法的普及提高,汉字机械化和印刷困难等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再加上古汉语的继承问题始终无法突破,汉字拼音化运动逐渐淡化,周有光老师的研究兴趣,就逐渐从汉字拼音化转向了世界文化。我每次去他家里,他都要和我谈起他的研究心得。

每次看望周有光老师,他总是非常兴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我反倒怕影响他休息,不敢经常去看望他了,特别是他过了百岁之后。今年1月14日,是他的112岁生日,我并不是忘记了,而是犹豫再三,不敢前去祝贺,唯恐影响他的生活和休息。没想到,这一犹豫,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在想,去年12月底,周老师因感冒住院以后,很快就出院了,应该没有什么别的病症,不知道他的112岁生日,是不是有许多人前去祝贺,是不是因为寿诞中过于兴奋或者劳累,引发了突然变故。如果真是这样,我倒会因为没去祝寿而自宽自慰了。对老年人来说,平平淡淡地生活,简简单单地生活,也许正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周老师,一路走好!咱们后会有期,“天堂”见吧!

(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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